王信：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理论与实践

强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增强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投融资规模远不及需求，亟待强化金融支持。我国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已有初步探索，但面临较多挑战。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书系新著《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理论与实践》中，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及其合作者，探讨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宏观经济金融效应，重点研究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六方面支柱，包含标准、信息披露、金融产品及工具、激励约束机制、公平公正机制、国际合作等。

此外，本书有针对性地选取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高度相关且具备重要实践意义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包含蓝色金融、金融支持流域生态保护、数字技术赋能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等内容。

本书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年度重点课题“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作为“CF40外滩绿色金融报告”首发于第七届外滩年会。下文为本书前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已连续5年支持绿色金融重点课题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绿色金融等概念的认识也不断丰富、深化。

简言之，绿色金融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绿色金融支持有关应对气候变化，保护自然生态和可持续利用的项目与活动，包括气候金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气候金融则包括狭义的绿色金融，即金融支持可再生能源等零碳、近零碳的经济活动，以及转型金融，即金融支持传统高碳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气候金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等都属于可持续金融的范畴，可持续金融涵盖面最广，包括金融支持有助于实现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活动。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可持续金融的概念，如2018年，二十国集团（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就更名为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后升格为可持续金融工作组。

之前几年的CF40绿色金融年度课题主要研究气候金融，尤其过去两年主要针对转型金融。2025年的课题研究将聚焦可持续金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此外，本研究还涉及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金融，蓝色金融与气候金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均有交叉。

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与人类生存、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维持生态环境稳定、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保障人类福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当前全球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正面临气候变化、物种入侵、过度开发等多重威胁，生态系统对人类的贡献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冲击，极大地影响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应携手合作应对自然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冲击。2022年12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昆蒙框架”，确立“30×30”目标——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为全球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治理明确了路径。

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物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目标和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强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增强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作出重要系统性部署。

201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21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任务。2023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2024年、2025年，生态环境部先后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通过国家行动切实推进落实“昆蒙框架”。

（一）自然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重大冲击

人类经济活动扩张导致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农业扩张、城市化、工业化等导致的物种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正在加剧自然退化，导致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

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改变了75%的陆地表面，影响了66%的海洋环境，超过85%的湿地已经丧失，并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加、水土流失、森林退化和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问题。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恶化，25%的物种正在遭受灭绝威胁，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等野生动物种群较1970年平均下降69%。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下降。伴随自然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40%人口的福祉受到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超过全球经济产出的10%。自然对人类的18类具体贡献中，有14类出现下降，包括空气质量调节能力下降导致空气质量恶化，淡水水量、水质下降导致水资源不足，土壤退化、传粉多样性下降削弱陆地面积生产力，医学、生物化学和遗传资源可得性下降等。此外，良好生态环境、景观文化对人类身心健康有显著的贡献，生态系统恶化将导致人的心理健康、精神状态受到较大负面影响。

自然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不利于实现“双碳”目标。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相互关联，一方面，自然环境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气候变化，如气候变暖会改变动物栖息环境，迫使动物迁徙，甚至部分物种因无法适应气候变化而灭绝。另一方面，自然损失通过森林、湿地等自然碳汇损失显著加速气候变化。例如，亚马逊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对固碳起到关键作用，但随着森林火灾、伐木活动等增加，亚马逊雨林加速退化，碳汇作用遭到破坏，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

考虑到自然、气候的交互影响，气候目标和生物多样性目标应统筹应对、综合治理。已有政策大多独立应对各自目标，甚至部分气候政策加速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如美国太阳能项目导致大量森林被砍伐，风电项目造成的鸟类碰撞死亡数量大幅上升，到2030年可能累计达到500万只。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自觉地把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维护好自然环境，否则“双碳”目标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均难以实现。

自然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冲击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全球半数以上GDP依赖自然及生态服务。农业、渔业、林业等传统产业直接依赖自然资源，新兴的制药、生物技术、生态旅游产业等也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态系统损害将对相关行业造成冲击，影响未来产出。

研究表明，生态系统崩溃可能使全球GDP减少23%，低收入经济体损失高达GDP的10%。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单一的经济体，自然损失的影响将更加显著。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风险与气候风险相互交织，放大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二）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与金融发展息息相关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是金融资产的基础。全球自然资本每年贡献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全球GDP一半以上，这些经济价值直接映射到资产估值中。

例如，蜜蜂授粉服务每年为全球农作物创造2350亿-5770亿美元价值，健康的珊瑚礁每年为全球提供价值约360亿美元的渔业和旅游业收益，相关企业营业收入及估值与授粉效率、珊瑚礁保护等高度相关。红树林每年可为全球减少风暴损失820亿美元，沿海地区房地产价值受红树林抵御风暴潮能力影响。欧洲传统药用植物支撑了100亿欧元的草药市场，充足的常用物种可节约每年数亿欧元人工栽培支出，对生物医药企业现金流至关重要。

目前，金融仍支持较多有害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项目，对经济金融稳定发展有长远不利影响。全球公共资金每年对“自然负面”活动支持高达5000亿~11万亿美元，是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投资的3-7倍。自《巴黎协定》签署至2023年，全球银行业对化石燃料投融资总额达69万亿美元，美国银行2023年对煤炭行业贷款增长30%。这类能源投资将加剧碳排放，北极油气、超深水开采等高危项目扩张，直接破坏极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

（三）加强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意义重大

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需要大量资金，已有投资规模远不及需求。到2030年，每年将需要约1.15万亿美元的资金流来恢复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目前生物多样性融资与未来需求之间的差距已扩大至9420亿美元，2050年自然领域资金缺口将达到41万亿美元。

在2024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上，各国承诺的资金投入远未满足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已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大挑战。

中国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资金缺口同样巨大。生态环境部报告显示，2021-2030年，中国在生态保护优先情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应达到18.84万亿元，但2011-2020年的投入仅约2.16万亿元。

通过财政金融手段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是弥补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主要源自政府资金及社会捐赠，私营部门参与积极性不高。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中，公共部门贡献83%，私营部门仅提供17%的资金。一些私人融资工具的发行量甚至出现下降，如基于自然的碳抵消发行量从2021年至2025年下降了53%。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动员私营部门资金难度更大，如哥伦比亚过去十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中，私营部门资金仅占0.8%。

因此，必须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建立可有效激励各方参与的生态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才能为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提供长期、可持续的资金保障。

金融应该且可以发挥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大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支持。金融是引导社会资本投向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缓解因缺乏强制性指标导致各方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投入动力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生态补偿机制、生物多样性信用、生态资产交易等能够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决策时，将生态因素纳入考量，增加自然友好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融资，减少可能损害自然环境或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投融资。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在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降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项目固有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风险，并且通过合理风险评估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减少对自然有害的投资，防止和应对自然相关金融风险。

发展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有利于扩大投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发展自然金融，支持经济向“自然友好型”转型，既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重大的投资机遇。

世界经济论坛于2020年7月发布的报告《自然与商业的未来》指出，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领域每年商业价值达10万亿美元，到2030年可创造3.95亿个就业岗位，包括可再生农业、生态旅游、可降解新材料、基于物种基因库的药品研发等新兴产业，以及能源、采矿、建筑等传统产业的“自然友好”转型。

当前我国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水平仍然较低，蕴含的生态价值尚未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增加相关投资，有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升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水平，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及工具可弥补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目标。

一是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通过资金投入支持森林、湿地、珊瑚礁等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恢复退化生态系统，为物种提供栖息空间，增强生态系统韧性。

二是进行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管理。通过信息披露、压力测试等手段，为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管理奠定基础。保险类、衍生品类等金融工具能够实现自然相关风险的转移与分散。

三是保障公平性与提升参与度。通过金融工具设计，确保生态收益惠及更依赖自然资源的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农村社区），避免对生态价值的开发性掠夺，同时提升公众的生态意识。

（四）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研究还很不足，亟待深入探索

实践中，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存在较多难点堵点，如缺少可比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环境信息披露不充分、金融产品和工具运用不足、激励政策较缺乏、相关金融风险评估刚起步等。

与气候金融相比，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研究与实践难度更大。近年来，各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气候金融实践日益广泛深入，但由于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复杂、数据获取困难等，对自然相关机遇和风险的认识和评估，以及金融如何支持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还不充分。

例如，由于生物多样性损失受到其他与自然相关的多种复杂因素影响，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难度大得多。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报告显示，在其所调查的金融机构中，有85%的金融机构对投资组合中气候相关风险进行了评估，但仅有20%的金融机构进行了自然相关风险评估。

中国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已有初步探索，但面临较多挑战。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牵头制定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和蓝色金融标准，并组织在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试用，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探索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

部分金融机构尝试推出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产品，包括林权抵押贷款、湿地碳汇贷、国家公园收费权抵押贷款、蓝色债券、野生动物责任保险等。部分地区探索财政金融协同的政策支持措施，如充分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配套贴息、风险补偿制度等。

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较多挑战，如缺乏统一明确的分类标准、数据可得性差、项目周期较长、回报不确定性大、金融机构项目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等，亟须在方法学、数据、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为相关实践特别是自然金融相关政策制定夯实基础。

本书课题组连续第四年承担CF40绿色金融相关课题研究，延续了往年的良好做法，即课题研究定位为具有较厚实学理基础的政策研究，努力做到四个结合、相互促进：与当前促投资消费、稳经济增长、防金融风险的重大现实需要相结合，与金融支持实现“双碳”目标相结合，与我国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等地积极开展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积极参与甚至引领的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及中英、中欧、中新（加坡）等多双边国际可持续金融交流合作相结合。

课题组在研究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探讨相关风险评估及应对的基础上，围绕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相关信息披露、金融产品及工具、激励约束机制、公平公正机制、国际合作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及对蓝色金融、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数字技术赋能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希望本书能为我国乃至全球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相关理论政策研究及实践提供参考，特别是服务于我国“十五五”经济金融领域规划的讨论及编制。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十一章。上篇是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宏观经济金融效应，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重点分析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具体而言，第一章研究自然、生物多样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在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关联机制基础上，借鉴国际先进方法，测算我国部分行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高度依赖，生物多样性丧失对总产出、就业等的影响。自然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建议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统筹经济增长、自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本章还梳理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与机制，为后续行动提供参考。

第二章研究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及应对。自然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各经济体尤其是低收入经济体的财政可持续性，通过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等传导至金融体系。国际已形成自然相关金融风险评估框架和工具，我国正在开展自然相关金融风险评估的初步探索，但在参与主体、评估工具广度、评估内容深度、本土化工具开发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本章还介绍了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对自然相关风险的国际实践，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框架，强化自然相关风险和机遇识别与评估，增强金融机构对自然相关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能力。

中篇是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几大支柱，包括第三章至第八章。其逻辑主线借鉴了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几大支柱，主要包括标准制定、信息披露、金融产品和工具、财政金融激励政策、公平公正机制、国际合作等六方面。

各支柱之间有较强的内在联系，其中，生物多样性标准是识别和开展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基础；环境信息披露能够增加市场透明度，是吸引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资金、评估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金融产品和工具是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项目落地的具体手段；财政金融激励政策是引导资金流向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减少损害生态环境经济活动的有效途径；公平公正机制要求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过程中，避免对特定群体、地区等产生较大冲击，以及公正分享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资源惠益，是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的必要条件；国际合作在推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等方面大有可为，是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

具体而言，第三章总结国内外生物多样性标准制定进展。当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经验，牵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试用稿）。本章还介绍了国际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其与标准构成“规则+验证”的有机整体，通过对金融活动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建立相关各方对生物多样性金融活动效能的信任基础。下一步将结合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的地方试用，动态优化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完善生物多样性评价与计量指标，推动与国际标准的可比和互操作。

第四章主要探讨自然资本核算与自然相关信息披露的国内外进展，包括自然资本核算的概念、发展历程、国内外自然资本核算实践、数据支撑、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框架、部分企业的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情况等。目前，我国自然相关信息披露仍处于探索初期，政策上以鼓励和自愿披露为主，但大部分企业及金融机构披露意愿和能力不足，需在借鉴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等国际框架经验基础上，构建我国本土框架，强化自然资本核算与信息披露工作。

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融资项目的实施，因涉及生态保护、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及民生等多重维度，需进行精细化项目设计和灵活运用金融工具。第五章主要介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项目融资设计和金融产品工具，既包括金融支持自然恢复和保护，也包括支持自然补偿或中和。本章详细介绍了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公共资金和混合融资，以及专项基金、债券、股权、保险等金融工具，并通过案例展示如何进行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设计，以及金融工具在实际项目中的具体应用，对相关领域的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章介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的法律法规，围绕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财政、金融政策，梳理国内外相关实践，包括公共预算投入、设立引导基金、优化税收补贴、发行主题债券及创新债务转换工具等财政手段，以及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研制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开发货币政策工具等激励约束措施。面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巨大资金缺口，必须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多部门联动，才能充分调动各类资金。

第七章主要探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中的公平公正机制，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通过各类保障政策对原住民、妇女、儿童等提供必要的支持及援助；二是公正地实现生物多样性资源惠益分享，确保遗传资源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公平、公正地分享由资源利用所带来的惠益。金融在其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如建立专项基金、运用生物多样性信用、开发与普惠目标挂钩的金融产品等，缓解政策协调不完善、资金支持不充分等问题，助力构建公平、有效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第八章主要梳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的机制、实践及面临的挑战。当前自然金融国际合作机制和手段较为丰富，包括“昆蒙框架”、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FIN）等国际协议，以及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PBF）、全球环境基金（GEF）等合作平台。中国正在通过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等平台，积极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和实践。当前相关国际合作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责任分歧、资金分配不均衡等多重挑战，需从政治、经济等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自然金融国际合作机制更加高效、可持续。

下篇是交叉性专题研究，包括第九章至第十一章，有针对性地选取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高度相关且具备重要实践意义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国海洋经济潜力巨大，增长迅速，但支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资金缺口依然较大，有必要大力发展蓝色金融。第九章介绍了蓝色金融国际国内最新进展，包括研制蓝色金融标准、完善信息披露框架、探索蓝色金融风险评估、通过金融工具赋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并细致分析了金融如何支持海运业低碳发展。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发展蓝色金融、助力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提升我国在海洋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十章研究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均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区域，是关键经济支柱和生态屏障。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畅通融资渠道、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领域已有丰富实践。川甘青藏四省（自治区）探索跨区域绿色金融协作，有效支持江河源生态保护，提供了破解资源配置难题、推动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参考样本。

第十一章探讨数字技术赋能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数字技术能够处理海量数据，大幅提升监测分析效率，显著降低物种和生态系统监测成本。数字技术也可充分运用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目前，数字技术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金融面临数据稀缺、算法偏见、能耗高、商业模式不成熟及伦理冲突等挑战，需完善政策框架、夯实数据和技术基础。

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课题组成员和执笔人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金融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企业等。具体包括：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金融公司（IFC），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河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牡丹江市、无锡市、常州市、泰州市、衢州市、吉安市、湖州市、济宁市、菏泽市、东营市、滨州市、南阳市、驻马店市、清远市、湛江市、三亚市、咸阳市、汉中市、哈密市、喀什市分行。所有参与人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课题研究，课题成果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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